国家、个人、民运

No social stability without individual stability. ~ Aldous Huxley

19世纪乃国族意识高涨的时代，然一个足够文明，重视思考和人文传统的社会，就是能够培养出如密尔那样不落俗套、择善固执的知识分子。虽说当时也是殖民主义凌虐全球，而大英帝国正是个中最为「贪婪」、「狡猾」、「霸道」者之一——是以，殖民者（包括诸多海盗、罪犯、奴隶商、鸦片商、军火商和冷血资本家）的同仁（密尔曾服务於东印度公司）讲人权和人道，似乎有点弔诡、虚偽，惟这並不抵销了密尔思想中亮眼的人文关怀及普世价值。

英国哲学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曾如此表示：「国家的价值（worth），长远而言，乃组成国家之个人的价值」；国家若「矮化」其人民，把其「驯化」为即便是为了某种有益目的手中「工具」，终將发现「『小民』著实无法成就大事」（《论自由》）。

国家始终都是人为的，当个体被束缚、宰制，乃至被「废掉」后，结果往往就是少数特权分子独揽大权，为所欲为，包括擅自擬定各种利益自家人的政策和计划。有时候，所谓「国家利益」，根本不外乎特权者及其朋党的利益 。

人本质上有揽权和滥权的根性，所以现代民主社会不能容许权力的不平衡、不公开、不流动，以至让部分「揽国者」有机会「称霸」，並障碍了他人自由实现其价值和幸福的空间；而若要確保这一点，加强赋权社会和个体乃关键步骤。简言之，健全的社会不能「国强民弱」，更不能「国强个体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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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年）对「思潮」所下的定义。他说：「凡是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於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於一方向；於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於其时代之要求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

意思是说，在一个特定的年代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引导一大群人前扑後继，而形成一个持久的运动。

因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战後成了左翼运动的驱动力和指导思想，使到左翼分子相信世界的变化必然到来，也就义无反顾地坚持他们的斗争理念。

• 转入1965年，乔治市市议会被中央政府接管，社阵终於失去斗争平台；再加上社阵在同年杪分道扬镳，左翼势力在化分中转向街头斗争。
  
  这种斗争具体地反映在1967年由劳动党领导的槟州大罢市，抗议旧币对新马币贬值15%。虽获得政府即刻回应，同意旧银币（英女皇肖像）与新银币同值，钞票则维持不变，但也因之更突出了劳工党已走上「文革路线」。

摘自：

密爾，國家與個人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4808%3A&Itemid=202

左翼运动的整合与分解—评述槟州劳工党21载风雨情
http://chinese.cari.com.my/news/news.php?id=244006